中德专家调试天象仪

1957年9月29日，新中国第一个科普场馆——北京天文馆落成。2001年，在经历过天文馆老馆是废是留的一番争论后，最终决定保留老馆，另建新馆，在新馆奠基仪式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林文漪深情地说：“北京天文馆老馆其实非常漂亮。在我戴红领巾的时候，就对这座科学殿堂流连忘返。”50年，北京天文馆不知道装载了多少人对往昔时光的美好回忆，搭载了多少人对茫茫星空的梦想和对宇宙的思索。

天文馆·揭秘

350万建成世界首家“天文馆”

机缘：民主德国用天象仪抵债

在筹建天文馆的时候新中国成立还不到5年，刚经历了抗美援朝的祖国百废待兴，很多地方都需要用钱，一次投入350万元建设天文馆是出于什么考虑？

参与筹建的北京天文馆元老李元回忆说，这是多个方面促成的，也可以说有些机缘巧合。“首先是破除迷信，启发智慧，让人正确地认识自然和宇宙。”天文馆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李元早在解放前就希望在我国建立一座天文馆，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呼吁，并且准备了大量的资料。恰好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民主德国访问时看到了天象表演，主管教育工作的吴晗看完以后说“真好”，认为从青年教育、科学普及的角度，北京也应该建立这么一个天象馆。就这样，准备资料的相关工作落到了李元身上，并最终促成了天文馆的开工。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德国有一家生产天象仪的著名企业——蔡司天象仪器厂开始重新供应天象仪。由于民主德国在当时欠我国不少钱，他们通过中国大使建议，应该在中国建立天文馆，并愿意用天象仪来抵消一部分欠款。

当时天文馆可以说“呼风唤雨”，建造半球的球幕需要用铜皮，而铜皮当时是非常紧张的军用物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特批给天文馆5吨铜皮，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老馆的绿色外壳就是这批特批、特需物资——铜皮建造成的。

1951年，德国蔡司天象仪器厂送来了一架仪器模型，后来用抵债的方式卖给我国一台，这是二战后全世界第2台天象仪，李元回忆说，“第一台是民主德国送给苏联老大哥的。我们这台是第二台，后来联邦德国也造出来一台送给了他们的老大哥美国，在当时全世界能订到蔡司仪器的国家也就这么几个。”

从1958年开始，我国不满足只使用进口天象仪，开始了自主研制天象仪的工作，并特批了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光学仪器厂、无线电控制设备厂和北京天文馆联合研制大型国产天象仪，1976年12月22日，我国唯一一台国产大型天象仪替代了蔡司天象仪投入使用，一直服役到2006年底老馆改造，整整服役了30年，才安静地退役，现在躺在天文馆的一个角落里。

命名：从“假天馆”到“天文馆”

我国第一座演示天象节目的“天文电影院”应该叫什么名字呢？这在当时还引起了一番不小的争论。

当时国内的资料一直把这种表演天象节目的地方翻译成“假天馆”，因为它在一个穹幕影厅虚拟出了一个天空，也有一种说法把它叫成“天象馆”，认为它仅仅是表演天象的工具。

但当时北京天文馆第一任馆长陈遵妫坚决不同意这种叫法，他认为只*天象仪这一种手段普及天文知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举办展览、科普讲座、组织各种天文观测活动，“它绝不仅是天文电影院，应该是没有围墙的天文学校。”他力挺“天文馆”这个名字，因为他希望将来中国第一个科普场馆不但要播放天象节目，还要培养天文爱好者和天文人才，出版天文普及刊物，还可以搞一些简单的研究课题。这个观点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他国家都是假天馆或天象馆，我们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

“命名之争”其实是场“定位之争”，陈遵妫不愿意走其他国家的老路，“要办就要超越其他国家现有的功能，办成世界一流的天文馆。”最后，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拍板决定，“就叫"天文馆"，别人没搞过的我们也要搞。”而北京天文馆也可以称作全世界第一家“天文馆”，而其他国家都是“天象馆”或“假天馆”。

我国第一座演示天象节目的“天文电影院”应该叫什么名字呢？这在当时还引起了一番不小的争论。

当时国内的资料一直把这种表演天象节目的地方翻译成“假天馆”，因为它在一个穹幕影厅虚拟出了一个天空，也有一种说法把它叫成“天象馆”，认为它仅仅是表演天象的工具。

但当时北京天文馆第一任馆长陈遵妫坚决不同意这种叫法，他认为只*天象仪这一种手段普及天文知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举办展览、科普讲座、组织各种天文观测活动，“它绝不仅是天文电影院，应该是没有围墙的天文学校。”他力挺“天文馆”这个名字，因为他希望将来中国第一个科普场馆不但要播放天象节目，还要培养天文爱好者和天文人才，出版天文普及刊物，还可以搞一些简单的研究课题。这个观点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他国家都是假天馆或天象馆，我们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

“命名之争”其实是场“定位之争”，陈遵妫不愿意走其他国家的老路，“要办就要超越其他国家现有的功能，办成世界一流的天文馆。”最后，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拍板决定，“就叫"天文馆"，别人没搞过的我们也要搞。”而北京天文馆也可以称作全世界第一家“天文馆”，而其他国家都是“天象馆”或“假天馆”。

选址：天文馆曾想建在天坛

与天空“对话”的中国第一座天文馆应该建在什么地方？围绕这个问题，选址问题曾几经周折。

天文馆最初确立的选址原则是：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并且有发展余地。因为考虑到天文馆和天坛在含义上有一定的联系，都是“人类与上天沟通的场所”，因此第一次选址是在天坛公园内，正对着王府井大街的延长线。但是由于考虑到建在祈年殿附近，势必破坏古迹的完整性，而且观众往来也不方便，这一方案被否决了。

第二个方案是把天文馆的天象厅建在鼓楼上，但由于施工难度太大，也没有发展余地而作罢。第三个方案是北海后门斜对面的一块三角地，但这个地区太狭小，而且拆迁民房肯定会影响施工进度，而且北海水位太高，天文馆建在这里犹如在一盆水里，也没有确定。最后，选定了现在的西直门外大街南侧、北京动物园对面的一片空地上，这里最突出的优点是面积大，当时这里是一片荒地，只有几户人家，拆迁也不用费很大力气，交通也十分便利。

而更让人满意的是，这里刚好与北京动物园毗邻，建在这里还有借借动物园人气的意思，“动物园游人多，青少年多，正好向他们普及天文知识，而且许多星座的名字都是动物名字，可以加深印象。莫斯科假天馆也建在动物园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另外，天文馆建成了和对面的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遥相呼应，一个是尖塔，一个圆顶，整体布局也很好。”后来，天文馆周边又建成了首都体育馆和古脊椎动物馆，这里成为了一片非常适合做科普、做学问的科学文化区。

观众回忆

打工攒钱参观天文馆

从我记事的那一年起，北京天文馆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静坐在北京西郊动物园南面。圆圆的，有条纹的大圆顶建筑，从很远就可以看到。

小孩子没有钱，为了能进馆玩，平时我们做完作业，用余下的时间粘相角，一大袋相角有两千多个，要粘一个多月可以换到四毛钱。到了暑假，我们一早就来到天文馆，花一毛钱就能进入大厅，大厅左边有一个电影厅，五分钱就能看一场科教片。如果钱多就可以直接买票进入天象厅一饱眼福！这时我就会把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四毛钱全都花了。

余下时间，我们就围在大厅中央的大圆池旁，默默望着“傅科摆”摆来摆去，当从天上下来的钢丝绳吊着大圆球向我们摆来时，我们就会发出“哦！”的欢呼声！当它摆去时，我们就会期盼着她快点回来！……就这样，直到闭馆的铃声响起。

——机械科学院高级工程师李雪龙

天文馆是我的启蒙老师

北京天文馆成为我走近科学、走近星空的启蒙老师也已经50年了。

记得1957年我在北京展览馆路读小学二年级，北京晚报刊登了北京天文馆即将建成的消息后，小学生们口口相传，成了当时我们最关心的特大新闻，我们每天在屈指计算正式开馆的日子。

尽管当时天象厅内的节目远没有今天这么丰富，也没有今天令人仿佛身临其境的岩崎贺都彰的太空画，我还是百看不厌。从此，猎户座、仙女座大星云……便源源不断地输入我的脑海，当我向小朋友们说起银河，说起神秘的宇宙，看着他们那种入迷的表情，我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1986年，哈雷彗星回归的信息在媒体传播，北京天文馆特地开放了天文台。此时我已是一名科技记者，透过天文望远镜眺望哈雷彗星朦胧的轮廓。最佳观测日那天，前来一睹哈雷彗星尊容的市民数以千计，挤满了天文馆的院落。我想，他们跟我一样，北京天文馆也是他们了解宇宙的阶梯。

——《科技日报》高级记者沈英甲

天文馆·改造

天文馆老馆下月安装设备

2006年11月起，超期服役的天文馆老馆开始了紧锣密鼓地改造工程。昨天，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接受记者专访，介绍天文馆改造工程的最新进展：目前结构改造已经完工，从下个月起开始安装新的设备和银幕，按计划将于明年5月改造完成，届时天文馆老馆在外观上将恢复建馆初期的形态，而老馆最大的变化还不是它的“外表”，而是它的“内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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